“骆驼精神”耀神州——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10周年

  今年4月30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在30年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时同志始终如一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了毕生的心血、才干和精力，被誉为“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他的历史功勋和优秀品德永载史册。

  不惧艰险，勇于担当，任弼时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健康发展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建立了不朽功勋

  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同志出生于湘阴县（今汨罗市）唐家桥一个教师家庭。青少年时代，他在屈原等历史人物忧国忧民事迹的影响下，立志振兴中华。五四运动后，他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1920年8月，他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赴苏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4年8月，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国后历任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主任、团中央执行委员、代理总书记、总书记等职。他坚决维护和自觉接受党对团组织的领导，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团组织内部存在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倾向进行严肃的批评，大力发展团组织，将大批团员输送给党，壮大了党的队伍。1927年4月，在中共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挺身而出，多次向党中央提出正确主张，旗帜鲜明地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走上中央领导岗位。

  秋收起义受挫后，中央委派他为中央特派员赶到湖南，强令省委继续执行长沙暴动计划。他不顾个人得失，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及时决定“长沙暂不举行暴动”。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时，他奉命留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一面纠正党内的盲动主义错误，一面总结经验教训，积极主张开展土地革命，提出新的斗争策略和方法，起草制定的《军事工作大纲》等军事、政治文件和通告，对各红色根据地区域的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29年底，任中共长江局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的武汉从事地下工作。

  1931年起，任弼时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等职。他注重调查研究，总结工作规律，为健全和发展苏区党的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他被派往湘赣苏区，历任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湘鄂川黔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红二方面军政委等职。1934年8月，他奉命率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执行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探路任务，在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后，共同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他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和突出的军事才干，领导军民进行土地革命及反“围剿”战争，出色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1935年11月，他与贺龙等率部突围，与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任弼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同志一起，率领八路军深入山西前线抗战。红军改编后，部队建设遭到显著削弱，他根据黄克诚等人的调查报告，及时向中央建议恢复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制度，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38年3月，任弼时受党中央派遣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他以确凿的事实，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并多次作口头说明，阐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取得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1940年3月，任弼时回国后历任中央秘书长、书记处书记等职，参与制定党的重大决策，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为了提高中央机关的工作效率，他着力整顿和健全了中央机构和工作制度。在大生产运动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中，他既是领导者，也是普通劳动者，协助毛泽东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整风运动中，他承担了大量具体的指导工作，撰写了许多理论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教条主义，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1943年３月，他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中共中央书记处，为增强领导效能付出了大量心血。为了统一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他在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及军事上作出了全面、系统、科学的概括和评价。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他担任大会秘书长，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迅速作出抢占东北的战略方针，任弼时拖着病体为组织、配备、输送干部赴东北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转战陕北，领导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直接负责保卫党中央。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冬，他带病到陕北杨家沟进行调查研究，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被中共中央作为土改的一个重要政策性文件印发全党，为调动广大翻身农民投入人民解放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初，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任弼时对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多个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对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党的建设也“要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重点”作了精辟的论述，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不久，由于病情加重，他不得不去莫斯科治疗，但他心里仍牵挂着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1950年回国后，他不顾重病在身，满腔热情地投入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终因过度劳累，于10月27日与世长辞，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伟大事业。

  负重前行，鞠躬尽瘁，任弼时的“骆驼精神”和崇高品德永远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任弼时同志英年早逝，但他的丰功伟绩和长期抱病担任繁重工作、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骆驼精神，永远是留给家乡人民的宝贵财富。他虽然离开我们64年了，其革命精神、严谨作风和崇高品德，永远值得我们追思和学习。

  他矢志不移，意志坚强，始终恪守对党忠诚的坚定信仰。无论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还是在遭到排挤的逆境，他对党的事业始终坚贞不渝。为了恢复党的地下组织，他不顾自身安危，在血雨腥风的恶劣环境中奔波，曾两次被捕入狱。面对敌人各种严刑拷打，他毫不畏惧，宁死不屈，一直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1933年，他因“执行‘左’倾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被排挤出中央局，但他并不气馁，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坚持党性原则，勇于担当，与教条主义、分裂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无限忠诚。

  他襟怀坦荡，刚正不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投身革命30年，坚持真理，不唯上、不唯书，敢于正视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误。1931年，他到中央苏区后，因缺乏经验犯了“左”的错误，但他强调调查研究，从不推波助澜。在湘赣肃反中，他顶住“左”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保护了一大批革命同志。他爱憎分明，敢于与错误的思想和言行进行坚决斗争。延安整风期间，他力排“左”的干扰，及时发现并纠正了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错误。他说“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命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无私奉献，忘我工作，恪守对革命事业“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优秀品质，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敬仰和爱戴。他廉洁奉公，心系群众，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长期身居要职，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他使用的生活用品仍然是过去的家当，一条毯子是缴获的战利品，一件毛背心是围巾改织的，餐具是行军时用过的。考虑到住处临街吵闹，组织上多次要为他调换。他却说：“那是一个机关，不能因为我的住处而让他们搬家”。他经常告诫家属和子女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勤俭节约过日子，不要搞特殊化，好好为党工作。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疾苦，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到群众之中，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等情况，倾听群众呼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

  风范长存，英名永垂。今天，我们纪念和缅怀任弼时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继承和发扬他们的光荣传统和优秀品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凝心聚力，开拓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四化两型”建设，奋力谱写中国梦的湖南篇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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