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中国国共两党谈判破裂，内战烽烟渐起。就在美国华府大多数军政要员都乐观地认为，得到了美国大力援助的国民党政权很快就能赢得胜利之际，两位曾在中国抗战期间任《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的白修德、贾安娜却于此时出版了《中国的惊雷》一书，将中国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客观、全面地展现在美国公众面前，引起了人们对华府政策的一片质疑之声。
“总的说来，‘群众路线’是贯穿所有关系的核心概念。”
与此同时，后来成为美国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史学家的费正清也在《纽约时报》上为自己的得意弟子撰写了热情洋溢的书评，不仅称《中国的惊雷》是“真正揭开了盖子。美国公众可以看到他们以民主的名义支持的是多么专制独裁的政府”，并且对中国内战进行了大胆预测，认为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法宝：群众路线”，将使中共能够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因此中国内战最后的胜利者将会是中国共产党人。
后来的历史进程完全证实了费正清的预测。不仅如此，在中国内战后美国的政界、学界上下都在为“谁应该为失去中国负责”争论不休的时候，费正清则认为延安时期中共全面贯彻的群众路线，并非如其他外国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社会动员方式，而是应该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此找到了实现革命目标的根本途径，因为奉行群众路线不仅为中共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政治支持，同时也让中共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改造与革命的道路。因此，“总的说来，‘群众路线’是贯穿所有关系的核心概念。”
“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法宝：群众路线”
上世纪30年代，费正清一度旅居中国，但那个时候他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不多，并且一直相信弱小的中共最终将会被国民党摧毁。1942年，费正清再次来到中国，并先后任职于美国战略情报局与驻华使馆。此次在华任职期间，他不仅跟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有了直接接触，同时也通过史沫特莱、谢伟思等人对延安也有了更多的了解，由此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尤其是当时延安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运动，引起了费正清极大的兴趣。
两年在华期间的近距离观察，让费正清看清了国民党政权实际已失去民心的现实。1943年8月份，费正清直言不讳地写道，自己“对现政权已不存在任何希望”，并开始断言国民党政权将走向崩溃，“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相反，对于此前一直不大看好的中国共产党人，费正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尽管坦承自己并不认同共产主义，但是通过对国共两党的对比，费正清已经开始相信“中国最终会选择后者（中共），尽管我们支持前者”。
与其时美国华府高层习惯于从意识形态出发看待问题不同，熟悉中国历史的费正清清楚在中国只有民心才是决定政权存亡的关键。因此，他很早就断言，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国民党政权要强大得多，但是却“已失去广大人民的信任，而且也不能给人民带来任何实实在在的好处”。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却因为有了“一大法宝：群众路线”，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以史为鉴，与农民保持了紧密的联系。”
实际上，费正清认为中共的最终胜利其实并不难预测——因为中共有了群众路线这“一大法宝”，让“这个党深入乡村，发动群众。这是国民党和日军难以想象的。”
群众路线：“中国革命模式与苏联革命的模式之间的区别”
1943年底，费正清离开中国返回华盛顿时，他已经开始坚信“中国革命是内生的”，有着自己传统的和现实的基础，而中共在延安时期的群众路线已经证明了“中国革命模式与苏联革命的模式之间的区别”。
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正是在上世纪40年代费正清在华期间，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全面进行群众路线运动，并由此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发展的方向与道路。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将群众路线概括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应该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党的政策后要“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而在当年10月，毛泽东又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一文内，将群众路线形容为“（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也就是说，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长期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群众路线，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处理党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并且将其视之为决定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如何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从而将群众路线上升为根本政治路线的高度，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与其他革命之间的根本区别。
1946年，费正清在为《中国的惊雷》所作的书评中，极为赞同书中“中国共产党人是世界上伟大实践者”的看法，而中国共产党人将群众路线作为“贯穿所有关系的核心概念”，足以说明中国革命将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民革命。
“群众路线，的确是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的民主”
不仅如此，在费正清看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实行群众路线，更应该被看做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属于自己的革命道路与民主体制的一个体现。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就已经认识到要解决中国问题不能套用美国模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美国的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对于美国有益的事物未必也对中国有益。而中国共产党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确是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的民主”。这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民主方式，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也有两重性，可达到两方面的目的，从两方面加以灵活运用。它既强调必须倾听群众意见，让群众以某种形式参政，又强调集中领导的必要性”、“党的干部要走到人民当中去，去发现他们的苦处不满和需要，然后由党提出解决方案，按照符合人民群众最大利益的原则，向他们做出说明”。到了上世纪80年代，已是誉满世界的汉学家费正清在他的自传中说，自己在“过去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致力于理解中国”，并且自始至终一直坚信“中国和美国是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国家”，因此中国人民应追求“现代化，而不要美国化”。作为一名历史学者，费正清有着比他人更为敏锐的观察视角。中国共产党人从延安时期确定的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共在革命时期进行社会动员、发动群众的“一大法宝”，并由此找到了党如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延安时期的群众路线为历史起点，探索出了一个在革命成功后能够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不同于西方民主模式的人民民主专政体制。
“总的说来，‘群众路线’是贯穿所有关系的核心概念。”
与此同时，后来成为美国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史学家的费正清也在《纽约时报》上为自己的得意弟子撰写了热情洋溢的书评，不仅称《中国的惊雷》是“真正揭开了盖子。美国公众可以看到他们以民主的名义支持的是多么专制独裁的政府”，并且对中国内战进行了大胆预测，认为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法宝：群众路线”，将使中共能够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因此中国内战最后的胜利者将会是中国共产党人。
后来的历史进程完全证实了费正清的预测。不仅如此，在中国内战后美国的政界、学界上下都在为“谁应该为失去中国负责”争论不休的时候，费正清则认为延安时期中共全面贯彻的群众路线，并非如其他外国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社会动员方式，而是应该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此找到了实现革命目标的根本途径，因为奉行群众路线不仅为中共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政治支持，同时也让中共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改造与革命的道路。因此，“总的说来，‘群众路线’是贯穿所有关系的核心概念。”
“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法宝：群众路线”
上世纪30年代，费正清一度旅居中国，但那个时候他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不多，并且一直相信弱小的中共最终将会被国民党摧毁。1942年，费正清再次来到中国，并先后任职于美国战略情报局与驻华使馆。此次在华任职期间，他不仅跟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有了直接接触，同时也通过史沫特莱、谢伟思等人对延安也有了更多的了解，由此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尤其是当时延安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运动，引起了费正清极大的兴趣。
两年在华期间的近距离观察，让费正清看清了国民党政权实际已失去民心的现实。1943年8月份，费正清直言不讳地写道，自己“对现政权已不存在任何希望”，并开始断言国民党政权将走向崩溃，“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相反，对于此前一直不大看好的中国共产党人，费正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尽管坦承自己并不认同共产主义，但是通过对国共两党的对比，费正清已经开始相信“中国最终会选择后者（中共），尽管我们支持前者”。
与其时美国华府高层习惯于从意识形态出发看待问题不同，熟悉中国历史的费正清清楚在中国只有民心才是决定政权存亡的关键。因此，他很早就断言，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国民党政权要强大得多，但是却“已失去广大人民的信任，而且也不能给人民带来任何实实在在的好处”。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却因为有了“一大法宝：群众路线”，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以史为鉴，与农民保持了紧密的联系。”
实际上，费正清认为中共的最终胜利其实并不难预测——因为中共有了群众路线这“一大法宝”，让“这个党深入乡村，发动群众。这是国民党和日军难以想象的。”
群众路线：“中国革命模式与苏联革命的模式之间的区别”
1943年底，费正清离开中国返回华盛顿时，他已经开始坚信“中国革命是内生的”，有着自己传统的和现实的基础，而中共在延安时期的群众路线已经证明了“中国革命模式与苏联革命的模式之间的区别”。
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正是在上世纪40年代费正清在华期间，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全面进行群众路线运动，并由此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发展的方向与道路。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将群众路线概括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应该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党的政策后要“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而在当年10月，毛泽东又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一文内，将群众路线形容为“（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也就是说，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长期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群众路线，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处理党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并且将其视之为决定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如何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从而将群众路线上升为根本政治路线的高度，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与其他革命之间的根本区别。
1946年，费正清在为《中国的惊雷》所作的书评中，极为赞同书中“中国共产党人是世界上伟大实践者”的看法，而中国共产党人将群众路线作为“贯穿所有关系的核心概念”，足以说明中国革命将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民革命。
“群众路线，的确是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的民主”
不仅如此，在费正清看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实行群众路线，更应该被看做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属于自己的革命道路与民主体制的一个体现。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就已经认识到要解决中国问题不能套用美国模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美国的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对于美国有益的事物未必也对中国有益。而中国共产党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确是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的民主”。这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民主方式，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也有两重性，可达到两方面的目的，从两方面加以灵活运用。它既强调必须倾听群众意见，让群众以某种形式参政，又强调集中领导的必要性”、“党的干部要走到人民当中去，去发现他们的苦处不满和需要，然后由党提出解决方案，按照符合人民群众最大利益的原则，向他们做出说明”。到了上世纪80年代，已是誉满世界的汉学家费正清在他的自传中说，自己在“过去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致力于理解中国”，并且自始至终一直坚信“中国和美国是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国家”，因此中国人民应追求“现代化，而不要美国化”。作为一名历史学者，费正清有着比他人更为敏锐的观察视角。中国共产党人从延安时期确定的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共在革命时期进行社会动员、发动群众的“一大法宝”，并由此找到了党如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延安时期的群众路线为历史起点，探索出了一个在革命成功后能够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不同于西方民主模式的人民民主专政体制。
无须讳言，费正清中国研究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美国对华政策服务，另外作为一个始终坚守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的学者，他对中国革命的感情本身较为复杂，甚至有些看法也未必准确。因此，费正清的中国研究是“旁观者清”还是“隔靴搔痒”，我们完全可以留待历史去检验。但是，作为毕生研究中国的汉学家、历史学家，费正清的一个观点依旧有着警示意义，那就是：中西方之间的沟通，首先需要理解对方的历史与传统，简单套用自己的价值标准不但于事无补，更会加深各自的认识错误。
用好红色资源、学好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积极投身红色教育培训事业，充分利用湖南红色教育培训基地、湖南红色教育培训机构、湖南理想信念教育基地、湖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湖南党性教育基地等场所和资源，立足长沙红色教育培训基地、韶山红色教育培训基地、湘西红色教育培训基地、郴州红色教育培训基地、遵义红色教育培训基地、嘉兴红色教育培训基地等，努力开展好湖南红色教育、湖南红色培训、湖南红色教育培训、湖南红色旅游、湖南红色之旅、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爱国主义教育等教育活动，强化党员党性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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