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斗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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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斗争”，毛泽东好像情有独钟。年轻时就有“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言壮语。在他的一生中，的的确确是在斗争。他斗争得到的最为硕大的果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他，当然不只是他的坚持与不屈不挠的斗争，新中国的国体是什么，能不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都难说。有人为此欢呼，有人为此沮丧，甚至充满敌意。

  有一个党外人士曾对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毛泽东欣然接受。党外人士怎样理解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他与毛泽东的理解是不是一样？恐怕很难说。对于“斗争哲学”，在毛泽东生前死后，看到的是不同的解读。他生前，多肯定，他死后多否定。

  毛泽东去世后，“斗争哲学”很为一些人所诟病，甚至成为一些人攻击他的重点目标。甚至认为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导致了群氓群斗，斗乱了国家斗乱了党，罪莫大焉。在清算了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以后，“斗争”就成了讳莫如深的问题。事实上，各个领域中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消停。

  如果承认“矛盾”的普遍存在，其实就意味着承认斗争的普遍存在。矛盾双方的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这就注定在有矛盾的地方必然有斗争。只是人们怎样分析、认识矛盾，采取什么方法和策略解决矛盾。只有面对矛盾而不承认矛盾存在的人们才不承认斗争的存在。所谓的矛盾的“对立统一”，应该是在斗争中实现的。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其它什么主义的哲学常识。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曾经是一些人的“斗争哲学”，这种哲学在“文革”中有人把它发挥到了极致。但是，看毛泽东关于“斗争”的言论可以确定，那不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在“多极化”的社会，人们的认识是“多元”的，人们对“斗争哲学”的认识大不相同很正常。早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就说过了：“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一些人在“斗争哲学”问题上与毛泽东不同，不但说明客观矛盾的存在，也说明他们与毛泽东的不同，与毛泽东的矛盾的存在是事实，说明不了别的，更说明不了反对和否定他的人或者人们是正确的。在矛盾的斗争中，有人歪曲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在共产党内居然得到那么多人的批判而少见有人辩解。

  什么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如果真的想知道，最好的办法是去看他的哲学著作《矛盾论》。或者去研究毛泽东的斗争实践。如果批倒了他的《矛盾论》，“斗争哲学”自然就会被抛弃。一些人不是从毛泽东的言论和实践中去研究，而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对“斗争哲学”这四个字尽情发挥。不把斗争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丑恶现象，看成是矛盾与斗争的复杂性的反映，有的人甚至把在斗争中发生的一切问题都算在“斗争哲学”的账上，进而都算在毛泽东的账上。好像在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之外不知道还有别的“斗争哲学”。他们为什么如此“认识”问题？看似是认识方法问题，好像不仅仅是认识方法的问题。现在看来，那正是一些人反对、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一种手段。其实，在没有毛泽东，没有“斗争哲学”的漫长历史中，斗争就不发生，就没有发生吗？放弃斗争，社会就消停吗？稍微懂得一点“哲学”，或者懂得一点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再看看毛泽东去世后的现实，恐怕就不会附和那种论调。如果毛泽东不坚持他的“斗争哲学”，或者坚持批判他的那些人想象的那种“斗争哲学”，恐怕他连“遵义会议”也走不到，在“井冈山”上就被淘汰出局了。

  当毛泽东的“斗争哲学”遭到批判和否定的时候，有“好斗”之恶名的鲁迅被从棺材里拉出来，再抽两鞭子，也是正当时。特别是他提倡的“痛打落水狗”被当成是他的“斗争哲学”，被当成没有“现代民主观念、自由精神”而批判。还不是因为鲁迅那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一个也不宽恕的倔强，把自己的杂文当匕首投枪使用，以及他对于一个个正人君子甚至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诸人等毫不留情面的战斗，给一些人留下了永远的痛，甚至想一想都不寒而栗。实指望把坚持“斗争哲学”的毛泽东批倒、批臭，在“好斗”的鲁迅身上再踏上几只脚，让他永远不得翻身，以此实现文坛的安宁，自己的一统天下。否则，再出鲁迅，就要发生如有“文学大师”所预言的“地震”，那可怎么得了哇！那岂不搅乱了好些文人的美梦，动摇了好不容易在文坛上捞到的那点地位！不过，这，恐怕也是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斗争，决不会因为他们的美好愿望而熄灭。他们即使是耳提面命，他们的敌人也决不会言听计从，被他们的“谆谆教导”所打动、所束缚。

  鲁迅的言论中，虽然没有“斗争哲学”这几个字，但是，鲁迅常常赞美战士。战士，当然是战斗的人。他一生的实践证明，他就是一个战士，而且是一个不屈不挠的硬骨头战士。如果抽掉了鲁迅的斗争实践，如与正人君子斗、与第三种人斗、资本家的走狗斗、与革命小贩斗、与才子﹢流氓斗，等等、等等，就如同抽了鲁迅的筋。如果鲁迅不再是个战士，剔除他的斗争篇章，鲁迅大概就不成其为鲁迅了。他的骨头是不是硬的，人们也就无从知晓了。又要欣赏鲁迅的“硬骨头”，看他面对当局，是怎样给文人，不，是给知识分子争气的；又要鲁迅附和某些文人们提倡的“费厄泼赖”，或者，还希望他去做“第三种人”。但是，作为文人的鲁迅，作为文人的个体，偏偏不肯与文人中的“众数”为伍，不肯听从他们的调度。于是，犯了“众怒”，又被看成是文人中的异端，甚至说他只会破坏，不会建设。真的不知道他们是脑子进水了，不懂得“不破不立”的道理，还是得了白内障，看不清事实。

  《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鲁迅是不是相信这经文，不得而知。但是，看鲁迅的“人之初”，并没有“好斗”的记录。与大多数的孩子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甚至还说不上顽皮、捣蛋。不仅人们没有看出他“好斗”的本性，似乎也没有人把他当做天才，格外地呵护。

  在鲁迅大些的时候，倒是有了“忍”的事实与别人挑斗他的记载。

  在他爷爷坐了监狱，他爹有了病，家道败落以后，他不得不常常去当铺当衣服、首饰之类值钱的东西，在“侮蔑”里接钱。对于那种“侮蔑”，他默默地承受了。他没有说，也没有见别人说他与“侮蔑”他的人斗。在面对“异样”的目光的时候，甚至还有几分怯弱。

  在他的婚姻问题上，虽然他并不满意母亲为他做主的这门子婚事，甚至厌恶这门婚事，却没有与母亲斗，没有与女方斗，而是默默地承受了由此而给他带来的精神痛苦。有人说，这是他向封建道德妥协的表现。这种说法对与不对姑且不论，起码在这个问题没有反映他的“斗争性”。他没有把自己亲爱的母亲当成封建势力的代表。那时侯的鲁迅还没有出名，还没有伟大。即使是他出了名，伟大起来之后，不见他有与包办他的婚姻的母亲斗。相反，采取的完全是包容与宽容，“和为贵”的态度。

  鲁迅参加工作后，在十来年的时间里，默默无闻。他在教育部任佥事的时间不算短，是不是整日里不是与同事斗，就是与上司斗？仍然没有见到这方面的新闻与旧闻。

  在十几年里，在一个岗位上原地不动，按照现在的说法，或许是他“不跑不送”。从另外的一个方面说，他是个干事的，是能够干事的，能够与人和谐共处的人。否则，他也会被排挤、被替代。

  其实懂得斗争的人也很懂得团结。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与谁斗、斗什么，都是有选择的,讲究斗争策略的。不加区别，不加选择，没茬找茬，鸡蛋里挑骨头，看谁谁不顺眼，逮谁跟斗谁。无理搅三分，得理不让人，为个屁大点儿的事，也要争个脸红脖子粗，斗个你死我活。在现实中，那种人有，却不多。不过，没有什么人认为那是显示“斗争性”，常常被认为“不可理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成了“人怕出名，猪怕壮”的国度。鲁迅当时是不是意识到了这点“特色”和“国情”？不知道。不管怎么说，千不该，万不该，鲁迅不该写小说。他的晚年尤其不该写杂文。骂名由此而出，是是非非也由此而来。如果鲁迅只管做他的“区区佥事”，只管当教师教他的书，如果实在想写点什么，就写点不为正人君子所讳的“天气”呀、“花草”呀或者小猫、小狗呀什么的，或者搞些“纯文学”、“纯学术”的创作，写些寓“仁义道德”于△或者多角之类的小说，结果恐怕是另外一样。以他的才华，如果做个“叭儿”，或者做个“帮闲”，小日子过得不但有滋有味很滋润，还肯定安安生生、潇潇洒洒。以他的才学和当时已经取得的社会地位和威望，即使是在新中国，也肯定吃香喝辣。如果要钻营，往上爬，也不至于在小小的“佥事”职位上，一干就是十几年，前途恐怕未必止于一个大学的教育长。由于鲁迅名气大，大事小事被人关注，周树人无论怎样地“好斗”，也不值得文人们一理，给“世人”留下“好斗”的评语。

  古人云：树欲静而风不止。现在的文人们恐怕没有不知道这句诗的。鲁迅说：“一有文人，就有纠纷，但到后来，谁是谁非，孰存孰亡，都无不明明白白。因为还有一些读者，他的是非爱憎，是比和事老的评论家还要清楚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他还说：“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看书琐记（三）》）对于文人之间的事，文艺界里的事，鲁迅身在其中，看得明明白白，洞若观火。

  看鲁迅生前死后，围绕在鲁迅问题上的是是非非所进行的批评与反批评，即斗争，不但存在，而且还在延续。说明这种斗争不但超越了时空，也超越了个人之间的斗争，不是谁想熄灭就能够熄灭的。斗争的双方，谁“好斗”，谁又好被“斗”而默不作声？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看到某些人在与鲁迅作斗争的时候，也是“斗争精神”十足。趁现在还有一点判断力，也有闲工夫，就加入了其中一方参与其中的斗争，是不是因此也要落个“好斗”的坏名声？以后发生的事实是，谩骂的人有，有人还给加上了“文革思维”、“文革余孽”的罪名。

  要说鲁迅的斗，他都同谁、在什么事、什么问题上、怎么斗了？大量的当时的报刊资料、鲁迅与他的论敌的言论俱在，是不用赘述的。问题是他与谁斗，该不该斗！如果要鲁迅不斗，那么，包括“正人君子”在内的什么人们，首先要做到安分守己，不惹是生非，不对鲁迅进行“挑斗”。这样看问题，好像把他们之间的“斗”看成了他们个人之间的私事。其实，当事的双方恐怕没有人那么“狭隘”地对待问题。特别是那些与鲁迅对阵的正人君子，无一不认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很像现在那些代表“普世价值”的文化精英。

  看一看鲁迅的有文字记载的“斗争”史和他的言论，就会看到，鲁迅的“好斗”不是偶然的。

  鲁迅说：“如果被压榨的痛了，就要叫喊”（《二心集•“好政府主义”》）。这被压榨者的“叫喊”，对于压榨者，无论如何不是悦耳的赞美诗。他还说道：“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这，是不是鲁迅在提倡斗、斗、斗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不过，鲁迅的确说出了“生物界”中普遍存在着的自然现象。鼠辈尚且如此，而况人乎？在人世，看那些压榨者“吃人不吐骨头”，谁个提倡“斗”？要人不“叫喊”，唯一的有效条件就是别压榨。但是，谁都知道，这并不取决于被压榨者。这甚至是被压榨者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因此，社会就呈现给人一种看也得看，想不看也得看的景象：一方面是压榨者变本加厉地压榨，另一方面是被压榨者的低沉的呻吟、拼命的挣扎、有气无力的叫喊，当然偶尔也有积极的反抗与斗争。在这样的社会，站在压榨者与被压榨者中间的不偏不倚的文人也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可能忽会儿对压榨者厉色道：“攸着点儿！”忽儿又对被压榨者温柔地说：“忍着点啦。”对于压榨者小骂大帮忙的角色，只有文人能够充当。他们绝对不主张他们“斗”起来，尤其不愿意看到被压榨者将压榨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是谁豢养了他们，他们是那一头儿的。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他们从来不含糊。

  “如被压榨的痛了，就要叫喊”。这，大概是人，包括那些厌恶斗争的人的本能。“叫喊”什么？是不平？是反抗？是控诉？都应该算是“斗”的一种。如果人被压榨得连叫喊都不能的时候，肯定是不会斗的。许多人，是在被压榨，但是还有口气的时候，还有点力的时候，起来斗的。虽然，并没有胜算，甚至比不叫喊、不反抗还要死得快，但是，总比哼都不哼一声地死去，更像个人的样子。如果有人骑在鲁迅的脖子上拉屎，或者往他的脸上吐唾沫，还要他欣然领受，不与他们“一般见识”，表现得象个君子；如果他们打了鲁迅的左脸，他就赶紧把右脸伸过去，倘使这样，他决不会落下个“好斗”的坏名声。不过，那也落不了什么好名声。但是，他知道，他不仅仅是个生物的。他想表现的象个人，表现他的“个性”，要抗争，要申辩，那也是他做人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可能不受法律的保护。那些说鲁迅“好斗”的人，是不是有“好被斗”的嗜好和能够从被斗中产生出快感呢？

  有压迫就有反抗。反抗，当然是斗争。其实，压迫者也一样，他们要研究的不是如何“斗争”，而是如何“压迫”。压迫到被压迫者既不反抗，也不叫喊，而且还要说：老爷，您不压迫，我的肉皮子就会松弛得难受。你压榨得愈是厉害，我就愈是舒服。那是压迫艺术的最高境界。如果压迫到这个份儿上，一切斗争都会“熄灭”，天下必定太平，谁还想做什么鲁迅！只可惜，压迫者的压迫艺术还没有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还是有压迫，就有叫喊、就有反抗、就有斗争、就有不叫鲁迅的鲁迅那样的人出现和存在。

  上了点年纪的文人大概都清楚地记得，当年，林彪、“四人帮”并不是自行消亡的，是被斗垮的，甚至还动用了国家机器。按照通常的说法，是被打垮的。当时叫做“粉碎”。这“斗”，或者叫“打”的人当中，是不是有憎恶“斗争哲学”的文人的参与？按理说，是不应该有他们的。因为他们笃信“费厄泼赖”与“宽恕”，是讲“中庸”的人们，怎么可能成为“斗争”一族呢？他们只能是享用斗争成果的“吃桃”的人。

  在现实斗争中，斗争的双方谁也没有神经衰弱到在意对方加给自己的罪名。毛泽东不在乎，鲁迅也不在乎。当年，在充满着血雨腥风的恶劣环境里，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年代，鲁迅曾经说“精神界之战士贵矣”，并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坟•摩罗诗力说》）。曾经提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二心集•关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战士，当然是能够上得了阵的、能够战斗的人。没有他们的存在，那些现在能够吃饱了骂鲁迅的人们还不知道在哪里猫着呢，也许早已经成了鲁迅的怨敌的座上宾，正得意着呢。

  鲁迅，不是他“人之初，性好斗”。要直面人生，不愿意向黑暗势力屈服、妥协，要像个人一样地生存，就必须做出选择：在斗争中求生存。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生存，本身就充满着斗争。不过，在生物界，那不叫“阶级斗争”，叫“优胜劣汰”，叫“弱肉强食”，是一种比人类社会阶级斗争还要残酷而无序的斗争。

  人类社会中的生存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决不因为“人是生物”的原因，也没有因为西方有人“发现”了什么“天赋人权”而“人人平等”起来。一些人对于“斗”是那么地忌讳，是那么地深恶痛绝，那种论调大概只能够讨得强者的欢心。因为他们是作为义务“消防员”帮助强者扑灭弱者反抗的帮凶或者帮闲。

  问题不在于鲁迅是不是“好斗”，而是在实践中，鲁迅都同谁斗了？或者说，鲁迅“好斗”名声是怎么来的？

  鲁迅的一生，并不平坦。他在充满荆棘的大地上艰难地跋涉，在生死线上苦苦地挣扎，为一些人，特别是文人踏出了一条路。

  鲁迅的文学生涯，是从暴露旧社会的坏处开始的，而且一而贯之。在他那个年代，暴露旧社会的坏处的，并不只是鲁迅一个人。本来，在他暴露旧社会的坏处的时候，并没有谁公开宣称自己代表的就是旧社会的坏处。他的有些作品，虽然有“火药味”，但是，并不是针对具体的谁的。他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批判存在了几千年的“仁义道德”的虚伪，指斥为“吃人”。等于捅了儒家的心窝子。鲁迅对于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的憎恶明显在赤裸裸的刽子手之上。但是，偏偏有人把“仁义道德”当成“国粹”。鲁迅的批判让他们很不爽。与那些“卫道士”发生思想碰撞，通常也叫做思想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谁该负“斗争”的责任呢？鲁迅吗？如果鲁迅在当时高扬“仁义道德”的旗帜，他还能够成为众矢之的么？肯定不。

  对于倾注着他的心血，表达着他思想憎恶的小说《呐喊》，批评家们固然有批评、评论的权利，但是，当有人要用《呐喊》擦屁股的时候，作为著作者，难道就应当保持沉默吗？由于他没有“骂不还口”的绅士风度，于是就有了“斗”，这斗的责任怎么就应该由鲁迅承担呢？其实，主张“费厄泼赖”的正人君子们，也没有什么“雅量”。他们若不失去君子风度，与鲁迅斗，只鲁迅一人“斗”，斗得起来吗？那他就真的是“堂•鲁迅”了。舞台，毕竟是社会的，不是给鲁迅一个人搭建的。独角戏总没有“二人转”、“三人转”热闹。

  再说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围绕着北京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上的那场恶斗。这在鲁迅的斗争史上似是很浓重的一笔。那是有特定目标的短兵相接的战斗。究竟是谁挑起的这场斗争？是在请愿中死去的学生吗？鲁迅该不该对“现代评论”派对于被政府枪杀的学生的诋毁和攻击予以辩护和反击？鲁迅该如何与他们“和”？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是是非非当时就有“结论”。经过几十年的检验，真理难道又跑到“正人君子”一边去了？在这场斗争中，鲁迅决不是因为“好斗”才去斗的，而是不得不斗。

  鲁迅的笔是“尖刻”的，也是深刻的。没有深刻的尖刻是刻薄与浅薄。他批判的某些社会现象，笔下的某些人物，本来是“泛指”，为人所不齿。但是，有人偏偏要对号入座，硬要自己钻进去充角色。于是，像被掘了他们家的祖坟似的，找上门去算帐，引发“战斗”，结果少有捞到便宜的。这挑起战火的责任，究竟该谁负才算公允呢？

  有的争论与斗争，属于不同的意识、思想的争论，并不是“私斗”。如关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的阶级性的问题。其实，那还不能说是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争论的双方谁肯妥协、认输，退出争论的领域？在有的问题上，在争论中，鲁迅并不是“始作俑者”，仅仅是中途加入战斗。别人不承担“好斗”的罪名，为什么要强加在老先生的头上呢？莫非与他的“年纪”有关系？还是别人虽然“斗”了，由于名气没有鲁迅大而不配称为“好斗”？还是因为鲁迅是一面旗帜的缘故？

  还有一些人，在“文场”不是老先生的“对手”，于是就在场外作文章，制造和传播流言蜚语，贬损鲁迅的人格，竭尽人身攻击之能事。有的甚至故意气老先生，拿老头子开涮。是可忍，孰不可忍！末了，还猪八戒倒打一耙，你“好斗”！天下竟有这样的“公理”！那世道是多么的堕落！而在“换了人间”的今天，竟还有人不问是非曲直、青红皂白，以为老先生“好斗”还不算，甚至还以为他是可以引发“地震”的震源。他们怎么就那么地憎恶老先生呢？据悉，他们之间，未曾谋面，仇恨、怨气从何而来呢？是哪辈子结的怨呢？看来，用个人恩怨是说不清楚的。

  鲁迅对于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也是有过斗争的。对于他们中的某些人的不光明的举动，也是毫不留情面。先生对他们的抨击，的确使他们很难堪，刻骨铭心，以致几十年后还耿耿于怀。不过，鲁迅也的确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清醒了许多。这种积极的思想斗争，如今的确见得不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久已不听说了。一团和气，做好好先生，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甚至曲意逢迎成为一些人为人处世的规则。那么做对于个人，好像谁也不吃亏，甚至是利益均沾，各有所得，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在一团和气的氛围里，在好好先生中，在马屁精中，可以产生学者、教授、作家，是产生不出鲁迅那样的思想家的。

  斗争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如果有，也如林语堂所云，“以为喜乐”，“情不自己”。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大概因此也以为鲁迅是“为斗争而斗争”。鲁迅毕竟与他们不是一路人，不会以他们之是为是。他们对于鲁迅的种种揣测、评论和那些以那种猜测和评论为是的人们，只是在证明他们与鲁迅的不同。除此以外，没有别的。

  “好斗”，把本来是严肃的政治、思想、文化上的严肃斗争，转移成了毫无意义和是非的个人爱好与个人之间义气之争。这“好斗”，浓缩成了鲁迅的人格上的“褊狭”和一点都不讲“宽容”的修养。哪里谈得上什么“伟大”！

  鲁迅，没有参加这个政治组织、那个民主党派。他并不因此认为自己是想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人。他也没有说过自己的著述、思想是“体制外思维”的结果。他是社会的人，他的社会存在，决定他的思想、他的爱憎、他的是非观念。社会存在与他相同、相似的人，在中国这么大的社会中，大有人在。因此，他必然有自己的知音、同志与朋友。读点鲁迅，就会知道他的同志是谁，他的朋友是谁，就会知道他是为谁而奋斗。什么人反对他、攻击他、污蔑诽谤他，而且一而贯之，那是不难分辨的。自己与谁为伍，为谁鼓噪，自己心里清楚，旁观者也不都糊涂。那些以“公正”的脸示人，凌驾在“好斗”的鲁迅头上，指指点点，评头品足的人们，与鲁迅斗过的人物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自己到底是哪路人？那可不能只看他们自己的表白。

  说鲁迅“好斗”的人，或者是当贯了奴才，一味地顺从、逆来顺受惯了，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反抗，什么叫“斗”了。总之，处在他们的社会地位上，是理解不了处在奴隶地位，又不甘心做奴隶，想做人的人的心情的。很多奴隶有苦说不出，无处说。鲁迅说出了他们想说而说不出的话，而且触到了一些权贵和叭儿的痛处，自然就会成为被他们迫害的对象、被他们打击的目标。迫害、打击鲁迅，不过是儆示奴隶们，别跟鲁迅学。再看看斗鲁迅的人，如梁实秋、陈西滢们，在与鲁迅斗起来的时候，何尝留情面！那个狠劲并不在鲁迅以下。由于他们是为特定的或不特定的主子而战斗，主仆合力，明的、暗的，文的、武的，把鲁迅折腾得不得安生。主子是从来不说自己好斗的。主子不说奴才好斗，谁敢说他们好斗！换个位置，他们的“好斗”肯定在鲁迅们之上。看一看那些失去了天堂的人们在重返天堂后的表现，人们就会明白的。

  斗争，对于被压制而不想受役使的人们，是改变自己生存条件的唯一途径，用不着隐讳。虽然，斗争的前面布满了荆棘、陷阱，还可能是死亡。

  斗争，不是一代人所能终结的。批判鲁迅的“好斗”，大概也难扑灭斗争的火焰。谁敢预言，今后不会有惨烈的斗争？

  鲁迅活着的时候，戴着“好斗”的帽子离开了他批判过的世道。死了这么多年了，有人仍然不愿意把这顶帽子为他摘掉。想必，他死后不会比活着更在意。

  坚持斗争的人，有的可能被压制、被斗争，甚至被打倒，但是，他们决不可能被完全消灭。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是不屈不挠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品格，也是鲁迅的品格。没有这种斗争，没有前仆后继坚持斗争的人们，中国或许还停留在商纣王甚至是以前的时代。

  鲁迅死了，他的思想还在，他的斗争精神还在。“战士的鲁迅”永远是战士的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的旗帜，在若大的中国，那是不愁没有人继承的。这，也正是当代的正人君子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好像是个崇尚“和为贵”的国度。看看历史，再看看现实，和与否，不是谁想与不想，一厢情愿的事，不是靠什么人的主观愿望打造和维持的。不但君子与小人之间，权贵与黎庶之间不和，就是权贵、君子之间，也很难和。兄弟阋墙、子弑父，臣弑君，宫廷斗争，勾心斗角，司空见惯。战乱不止，谈“和”何易！礼、法虽然完备，在这个问题上好像管不了什么事。和，因为不易得，显得尤为贵。孔子生活在动乱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他看得清清楚楚，深恶痛绝，却不知所以。除了发发牢骚，无啥高招儿，无可奈何。他说“和为贵”，是他面对动荡的国家和战乱的社会发出的一种呼唤，表达的也只是一种愿望。没有措施断后，到头来，不过嘴上说说，心里想想罢了。

  不管在什么国度，在什么时代，只要不涉及利益冲突和利害关系，井水不犯河水，相互之间或许就可以相安无事，一团和气。要是涉及利益冲突和利害关系，大到国家，小到家庭、个人，要保持“和”可就难了。恐怕要一直互相“斗”下去，甚至动用暴力手段。那可不以谁一方的意志为转移。而阶级之间的斗争，因为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因此更不会因为什么人的死或者生而中止，总是起起伏伏，前仆后继。每个阶级都有他们利益的忠实维护者。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不同“元”的人们不得不共享同一片天地。在一个利益失衡的社会，在人与人之间利益失衡，利害关系冲突的情况下，靠“和为贵”的理念维持或者营造和谐的关系，事实上是异想天开。思想文化上的斗争，不过是不同人群之间的斗争的反映。

  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多元化”社会，想通过批判毛泽东的“斗争哲学”、鲁迅的“好斗”而扑灭相互之间的“斗争”的，虽然有人，事实上真正做到了的却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