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期，在市、区总工会的关心厚爱下，本人有幸参加全市工会领导干部素质提升班，到贵州遵义实地学习和感悟当年红军长征时的挫折和转折。通过三天的专题教学、现场教学、情景教学、车载教学、体验教学，我对红军长征的总体概况、遵义会议的前因后果、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忆秦娥•娄山关》的苍凉悲壮、雄浑大气有了更新的感悟。
一、辩证用人重于文凭选人
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红军为什么要长征？长征途中为什么遭受重大损失？湘江战役为什么损兵折将？……这一系列的问题，究其原因是我党我军的领导机关出了问题。领导机关出问题是因为高层在用人上出了问题。什么问题？笼统地讲，就是不重能力重学历，不重水平重文凭。在王明等人的傲慢与偏见下，没有高文凭、没有留洋学习经历的毛泽东受到了排挤和打压，博古、李德等部分“留苏派”、“洋专家”得以专权，导致中央红军差点全军覆没。当然，发挥积极作用的“海归”也很多，比如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
因此，我们用人一定要慎重，辩证地看、辩证地用。一是引进人才与培养使用本土人才要有机结合。作为教育系统，要引进人才，更要加强对现有校级领导、中层干部、各类教师的培训培养。二是引进人才应侧重能力而不是学历。引进名师、名校长，胜过引进刚走出校园的研究生。三是在人才使用上，可以让引进人才作为副手或某项工作的负责人独当一面开展工作，再逐步培养；但不宜一步到位让其“独掌大权”。四是上位者要五湖四海用人，切莫将私人感情凌驾于上。教育系统是一个不小的摊子，我们用人必须先定原则、定规矩，而不能只看老乡、同学、战友等私人感情用人，否则弊大于利。
二、行万里路重于读万卷书
自古以来，国人求学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读万卷书，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熏染下，很多人通过读万卷书来认识世界，在历史长河中，不乏饱学之士，比如学富五车的惠施、才高八斗的曹植。但重读书轻实践，往往会培养出死读书读死书的呆子、蠢才，比如纸上谈兵的赵括、不接地气的博古。二是行万里路，在实践中学。虽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但陆游晚年时告诫儿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可见实践的重要性。基本不读书而成才的人有没有？有！比如大汉天子刘邦、禅宗六祖惠能、红顶商人胡雪岩。当然，还有第三个途径：访万户人，从别人的经历中汲取养分。比如台湾曾赐强教授，通过大量走访企业界人士，形成一家之言，成为中国式管理之父。
古今中外，读书人欲成大事者，必然有大量的实践基础。比如明代政治家军事家王阳明，仅十五岁时出游居庸关、山海关就达一月之久。开国领袖毛泽东，特别重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撰写了《才溪乡调查》等许多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因此，教育，不能只是课堂教学，必须加强实践，让学生学会灵活运用知识。研学旅行等教学新方式、“无情景不成题”等教育新理念值得探索和推广。
三、民心军心重于军队人数
同样战略转移，同样面对大渡河，为什么石达开会失败而红军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两点：一是民心。石达开不讲政治，不得民心，孤军奋战。红军则坚持群众路线，团结大多数人，于是群众冒死收伤员、猎人带路攻打娄山关、百姓祭拜“红军菩萨”、小伙争相当红军。二是军心。石达开的部队组织松散、军心涣散，缺乏统一领导。而红军通过三湾改编加强了党的领导，通过新泉整训完善了组织纪律。全军上下信念坚定，步调一致。在极其艰难的长征过程中，红军始终打不散、打不垮，成为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比较国共兵力，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1937年初，国民党军队约170万人，共产党军队约5.5万人；1946年内战爆发时，国民党总兵力约430万人，共产党军队约127万人。这两个时间点，我军无论是人数，还是武器装备，都远远比不上“国军”，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除了民心外，至少还有军心问题，我军内部虽有时有分歧，但大多讲公心，步调齐。而国民党军派系多，私心重，军心不稳。
所以，教育事业要发展，必须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形成工作合力。通过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组织各类工会活动活跃气氛、凝聚人心，开展技能大赛提升业务水平。通过强化牵头校权威，推进集团化办学。通过落实校长负责制，推进学校团队建设。
四、战略方向重于战术运用
革命早期，我党我军四处起义暴动，虽不乏能征善战之士，却四处碰壁，损失惨重。为什么？战略方向不对，战术水平再高也没用。毛泽东说：农村包围城市，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8.6万人，却一路受损，几乎覆没于湘江。毛泽东临危受命，带着3万疲惫之旅，却能迅速摆脱被动局面。为什么？还是战略方向问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跟敌军拼消耗。在抗战时期和内战初期，国共兵力悬殊，为何最终我党我军胜出？还是战略方向问题。国民党军往往是“唯装备论”，偏重攻城掠地。我军则以人为本，重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所以战略方向很重要，其次才是战术上的灵活运用。
反思教育，树人就象树木，千万不能拔苗助长、虚假繁荣。学生应试能力不能丢，但素质培养也要跟上，德育一定不能丢。否则，很容易培养成有才无德之人，那不但不利于我们的事业接力，甚至可能造成极大的破坏。近期香港乱象，与其教育体系不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有很大关系。
五、民主集中重于偏重一头
只要民主好不好？红军早期实行的就是高度民主，结果呢？工作效率低，保密出问题，意见不统一，步调难一致。只要集中好不好？由于李德、博古的专权，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的惨败。因此，民主与集中必须有机结合。
我们干事创业既要虚心听取各方建议，也要有主见，不搞一言堂，也不能极端民主。教育部门要服务教师、服务学生、服务家长，但不代表他们的意见都要采纳，而应该结合实际统筹考虑。这两年面对家长的投诉，区教育局旗帜鲜明地为惩戒学生的教师撑腰，就是服务教师。
总之，这次遵义之行收获颇丰，今后我将以此为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进一步做好各项工作，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努力奋斗！
西柏坡红色教育培训心得
首先感谢党组织和金融学院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身临其境，重温历史，忆先烈事迹，媛爱国梦想，弘扬西柏坡精神，感恩现在生活
这次西柏坡红色教育培训感受到了内蒙古财经大学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了组织的力量，五是50名学员，一切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统一着装，着装统一，食宿整齐有序，纪律严明，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亲身经历财大的风采。
特别是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毛泽东、认弼时、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革命先辈的故居，大家很难相信，我们国家的开国元勋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领导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走向革命的胜利，那低矮、狭窄的房屋都承载着无限光辉的日日夜夜，向人们静静地讲述着中国革命的伟大和光荣。
使我们肃然起敬，这就是我们党的伟大，军队的伟大，人民的伟大。
在正定塔元庄村，我们在讲解员的引领和讲解下参观了，村情村史馆了解塔元庄村。党支部坚持以强村富民为目标，坚持抓班子，带队伍，建机制，立规矩，团结带领全村党员群众，发展产业，完善设施，改善民生，终于使一个负债30多万元的穷村蜕变成为村集体收入超过830多万元的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一、辩证用人重于文凭选人
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红军为什么要长征？长征途中为什么遭受重大损失？湘江战役为什么损兵折将？……这一系列的问题，究其原因是我党我军的领导机关出了问题。领导机关出问题是因为高层在用人上出了问题。什么问题？笼统地讲，就是不重能力重学历，不重水平重文凭。在王明等人的傲慢与偏见下，没有高文凭、没有留洋学习经历的毛泽东受到了排挤和打压，博古、李德等部分“留苏派”、“洋专家”得以专权，导致中央红军差点全军覆没。当然，发挥积极作用的“海归”也很多，比如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
因此，我们用人一定要慎重，辩证地看、辩证地用。一是引进人才与培养使用本土人才要有机结合。作为教育系统，要引进人才，更要加强对现有校级领导、中层干部、各类教师的培训培养。二是引进人才应侧重能力而不是学历。引进名师、名校长，胜过引进刚走出校园的研究生。三是在人才使用上，可以让引进人才作为副手或某项工作的负责人独当一面开展工作，再逐步培养；但不宜一步到位让其“独掌大权”。四是上位者要五湖四海用人，切莫将私人感情凌驾于上。教育系统是一个不小的摊子，我们用人必须先定原则、定规矩，而不能只看老乡、同学、战友等私人感情用人，否则弊大于利。
二、行万里路重于读万卷书
自古以来，国人求学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读万卷书，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熏染下，很多人通过读万卷书来认识世界，在历史长河中，不乏饱学之士，比如学富五车的惠施、才高八斗的曹植。但重读书轻实践，往往会培养出死读书读死书的呆子、蠢才，比如纸上谈兵的赵括、不接地气的博古。二是行万里路，在实践中学。虽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但陆游晚年时告诫儿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可见实践的重要性。基本不读书而成才的人有没有？有！比如大汉天子刘邦、禅宗六祖惠能、红顶商人胡雪岩。当然，还有第三个途径：访万户人，从别人的经历中汲取养分。比如台湾曾赐强教授，通过大量走访企业界人士，形成一家之言，成为中国式管理之父。
古今中外，读书人欲成大事者，必然有大量的实践基础。比如明代政治家军事家王阳明，仅十五岁时出游居庸关、山海关就达一月之久。开国领袖毛泽东，特别重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撰写了《才溪乡调查》等许多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因此，教育，不能只是课堂教学，必须加强实践，让学生学会灵活运用知识。研学旅行等教学新方式、“无情景不成题”等教育新理念值得探索和推广。
三、民心军心重于军队人数
同样战略转移，同样面对大渡河，为什么石达开会失败而红军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两点：一是民心。石达开不讲政治，不得民心，孤军奋战。红军则坚持群众路线，团结大多数人，于是群众冒死收伤员、猎人带路攻打娄山关、百姓祭拜“红军菩萨”、小伙争相当红军。二是军心。石达开的部队组织松散、军心涣散，缺乏统一领导。而红军通过三湾改编加强了党的领导，通过新泉整训完善了组织纪律。全军上下信念坚定，步调一致。在极其艰难的长征过程中，红军始终打不散、打不垮，成为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比较国共兵力，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1937年初，国民党军队约170万人，共产党军队约5.5万人；1946年内战爆发时，国民党总兵力约430万人，共产党军队约127万人。这两个时间点，我军无论是人数，还是武器装备，都远远比不上“国军”，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除了民心外，至少还有军心问题，我军内部虽有时有分歧，但大多讲公心，步调齐。而国民党军派系多，私心重，军心不稳。
所以，教育事业要发展，必须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形成工作合力。通过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组织各类工会活动活跃气氛、凝聚人心，开展技能大赛提升业务水平。通过强化牵头校权威，推进集团化办学。通过落实校长负责制，推进学校团队建设。
四、战略方向重于战术运用
革命早期，我党我军四处起义暴动，虽不乏能征善战之士，却四处碰壁，损失惨重。为什么？战略方向不对，战术水平再高也没用。毛泽东说：农村包围城市，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8.6万人，却一路受损，几乎覆没于湘江。毛泽东临危受命，带着3万疲惫之旅，却能迅速摆脱被动局面。为什么？还是战略方向问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跟敌军拼消耗。在抗战时期和内战初期，国共兵力悬殊，为何最终我党我军胜出？还是战略方向问题。国民党军往往是“唯装备论”，偏重攻城掠地。我军则以人为本，重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所以战略方向很重要，其次才是战术上的灵活运用。
反思教育，树人就象树木，千万不能拔苗助长、虚假繁荣。学生应试能力不能丢，但素质培养也要跟上，德育一定不能丢。否则，很容易培养成有才无德之人，那不但不利于我们的事业接力，甚至可能造成极大的破坏。近期香港乱象，与其教育体系不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有很大关系。
五、民主集中重于偏重一头
只要民主好不好？红军早期实行的就是高度民主，结果呢？工作效率低，保密出问题，意见不统一，步调难一致。只要集中好不好？由于李德、博古的专权，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的惨败。因此，民主与集中必须有机结合。
我们干事创业既要虚心听取各方建议，也要有主见，不搞一言堂，也不能极端民主。教育部门要服务教师、服务学生、服务家长，但不代表他们的意见都要采纳，而应该结合实际统筹考虑。这两年面对家长的投诉，区教育局旗帜鲜明地为惩戒学生的教师撑腰，就是服务教师。
总之，这次遵义之行收获颇丰，今后我将以此为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进一步做好各项工作，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努力奋斗！
西柏坡红色教育培训心得
首先感谢党组织和金融学院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身临其境，重温历史，忆先烈事迹，媛爱国梦想，弘扬西柏坡精神，感恩现在生活
这次西柏坡红色教育培训感受到了内蒙古财经大学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了组织的力量，五是50名学员，一切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统一着装，着装统一，食宿整齐有序，纪律严明，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亲身经历财大的风采。
特别是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毛泽东、认弼时、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革命先辈的故居，大家很难相信，我们国家的开国元勋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领导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走向革命的胜利，那低矮、狭窄的房屋都承载着无限光辉的日日夜夜，向人们静静地讲述着中国革命的伟大和光荣。
使我们肃然起敬，这就是我们党的伟大，军队的伟大，人民的伟大。
在正定塔元庄村，我们在讲解员的引领和讲解下参观了，村情村史馆了解塔元庄村。党支部坚持以强村富民为目标，坚持抓班子，带队伍，建机制，立规矩，团结带领全村党员群众，发展产业，完善设施，改善民生，终于使一个负债30多万元的穷村蜕变成为村集体收入超过830多万元的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短短的三天实践教育培训，让我们感受到了西柏坡精神实质就是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伟大民族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西柏坡进取精神，敢于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戒骄戒躁的谦虚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这些精神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党的事业做的更大更强。
用好红色资源、学好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积极投身红色教育培训事业，充分利用湖南红色教育培训基地、湖南红色教育培训机构、湖南理想信念教育基地、湖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湖南党性教育基地等场所和资源，立足长沙红色教育培训基地、韶山红色教育培训基地、湘西红色教育培训基地、郴州红色教育培训基地、遵义红色教育培训基地、嘉兴红色教育培训基地等，努力开展好湖南红色教育、湖南红色培训、湖南红色教育培训、湖南红色旅游、湖南红色之旅、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爱国主义教育等教育活动，强化党员党性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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